“燕云十八飞骑，奔腾如虎风烟举”。契丹一族于茫茫旷野中而来，又在其落幕之后留给我们一个个恢弘的剪影，或如辽道宗耶律洪基所言“袖中犹觉有馀香。冷落西风吹不去”。

　　史学界对“契丹”最广为接受的解释为镔铁（高质量的钢铁）或刀剑之意，公元916年，耶律阿保机统一契丹各部，建立契丹（后改国号为“辽”）。从此，一个由游牧民族建立的政权登上历史的舞台。公元938年，夺取后晋“幽云十六州”，领土扩张至长城沿线年，与北宋签订澶渊之盟，此后和平逾百年，直至女真崛起，被金所灭。马可波罗在其游记中已将中国北方地区称为“契丹”。而时至今日，俄语仍称中国为“契丹”（Kitay）。

　　虽然契丹于我们而言略感陌生，但一件件穿越千年的文物让契丹建立的辽王朝从未逝于风中，使我们得以不断走近这个曾一度雄踞中国半壁江山的王朝，1986年陈国公主墓、2003年吐尔基山女性大墓、2015年辽圣宗贵妃墓文物的出土，弥补了此前关于契丹女子生活的认知缺失，在物质和精神文化层面叙述了契丹女子对镜簪花、自信豪迈的故事。

　　近日，苏州博物馆携手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设展“北方有佳人——辽代女性文物展”，展览分为“云鬓花颜金步摇”、“玉盘珍馐值万钱”、“四时畋猎是生涯”三部分，包括金银器、铜器、玉器、漆器、玛瑙、琥珀、水晶、陶瓷等百余件文物，尤其是精美的金银器吸引很多人驻足观赏。

　　此次展览中包含了大量来自陈国公主驸马合葬墓的展品。1985年6月，在斯布格图村西北修建水库时发现该墓，内蒙古文化厅接到报告后，立即派内蒙古考古研究所考古人员前往做出详细的调查，并在哲盟博物馆、奈曼王府博物馆的密切配合下，对该墓进行了清理发掘。

　　陈国公主墓构筑规模虽然不大，但随葬器物却很丰富、精致。随葬品共3227余件（组），其中许多制品是用金银、玉石、玛瑙、琥珀、珍珠、水晶等贵重材料制造成，用金约1700克，用银1万多克。墓内壁画以契丹传统的写实风格，形象再现了墓主日常生活的情景。另外，还在墓中首次发现了木鸡冠壶、木围棋等。

　　主室内壁还有木护围墙，这是辽代王室贵族墓的一个重要特点。墓葬主室内有以五层砖砌成的长方形尸床，两具骨骸并列其上。公主与驸马均头枕银枕，身着银丝网络，戴金面具，着银靴，胸佩琥珀璎珞，束带。公主头戴珍珠琥珀头饰，颈戴琥珀珍珠项链，两腕各戴一副金镯，每个手指各戴金戒指一枚，身佩金荷包、金针筒、铁刀以及各种玉佩和琥珀佩。驸马腰束金銙银蹀躞带，带上挂银刀、银锥。

　　最令人感动的是，与一般合葬墓不同，这对夫妻去世后依然依偎在一起。据考古人员介绍，墓室被开启时，公主平卧在尸床左侧，驸马在右侧(后入葬)，两人从头到脚都穿戴着契丹皇族独特的葬服。此墓规格仅次于帝陵，而辽代的帝陵几乎破坏殆尽，因此其中出土的文物大多独一无二，改写了辽代历史，堪称辽代文化的海内孤例。

　　因而该墓的发现，就其考古、学术价值来说，可以和皇帝陵相提并论。辽陈国公主与驸马合葬墓在出土辽墓中，是迄今为止，保存最完整、顶级规模、出土文物最多的墓葬。在其周围，还陆续勘查出大量的墓葬，据专家推断，这些墓葬应该就是萧氏家族的墓群，像辽陈国公主与驸马合葬墓这样规模的墓葬也应该不止于此。

　　据墓志记载，陈国公主为“秦晋国王皇太弟正妃萧氏之女”。圣宗朝秦晋国王皇太弟为耶律隆庆，为景宗皇帝次子，圣宗耶律隆绪之弟，睿智皇后之子。陈国公主正是耶律隆庆之女，为其正妃萧氏所生。

　　陈国公主初封为太平公主，进封为越国公主，追封为陈国公主。合葬墓的男主人为陈国公主驸马萧绍矩，墓志铭中记载其“泰宁军节度使检校太师驸马都尉萧绍矩即皇后之兄也”，当时皇后为圣宗齐天皇后。不难发现，公主与驸马实则为舅甥关系，公主16岁时嫁给了年长自己十余岁的舅舅。这种亲上加亲的结合与辽王朝本身的通婚制度直接相关，辽国贵族圈实行世婚制，而辽国又更为严格，耶律氏仅与后族萧氏通婚。

　　这一婚姻制度在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建国之初便有所规定，阿保机极为仰慕汉高祖刘邦，就以刘姓推尊耶律氏，而以后族比拟萧何，赐姓为萧。由此，辽代后族大都出自萧氏，并世任宰相之选，皇室公主也多与萧家缔结婚姻。契丹贵族得以满足其对于皇室血缘纯洁性的要求，进而巩固其王朝的统治根基。

　　据墓志记载，陈国公主“幼而聪辩，长乃柔闲。玉德琢成，静含温润；兰仪秀出，动发英华”，然“太夭年”！陈国公主去世时仅为 18 岁，先是驸马撒手人寰，不久公主也随之而去。但即便英华早逝，且陈国公主与驸马萧绍矩在辽史中均无文献记载，但随着合葬墓出土的三千余件文物，世人得以一窥陈国公主与驸马所处时代物质与精神文化的繁盛与荣耀。

　　陈国公主墓志拓片，1986年通辽市奈曼旗陈国公主与驸马合葬墓出土。双栏内框内阴刻篆书“故陈国公主墓志铭”3行8字。志文513字，书法工整，刻工细致，字迹清晰，侧边刻卷草纹。

　　此外，在陈国公主驸马合葬墓中最为后人所关注的展品还包括公主和驸马的纯金面具。公主与驸马的黄金面具口部、眼部和鼻部均不开口，为睁眼样式，公主面具为一次铸成，驸马面具的双耳用铆钉固定在两侧。驸马面具瘦长，具有男子特征，公主面具则有柔和的女子模样。

　　现已发掘来自辽代墓葬的金属面具不下十副，其中铜面具占多数，少数为银，黄金面具为最高规格。陈国公主驸马合葬墓中由黄金打造的面具实属为契丹丧葬习俗中的最高形制。

　　契丹族有“死不墓”的传统观念，死者会在树上停尸数月才被火化，这期间族人会通过多种方式固定尸体最好能够降低尸体的损坏，面具可以掩盖仪容，银丝网络（由银丝编织成的衣服，由头网、臂网、手网、胸背网、腹网、腿网、足网 7 个部分所组成）令遗体在下葬和停尸过程中不分散，体现了契丹人对于死者身体的敬畏与重视。

　　这类在丧葬习俗中使用金属面具的传统可能与萨满或佛教文化有关。契丹民族的原始信仰某些特定的程度上与萨满文化的范畴相契合，萨满文化认为只要保存身体完好，就能实现灵魂不死。而随着辽王朝的建立，契丹人受佛教影响逐渐加深，晚期也出现了女性以黄物涂成金面以为佛装的现象，因此这些眉目柔和且具有菩萨形相的面具也可能源于佛教。

　　宋代彭汝砺诗中提及的佛妆也是契丹民族受到佛教影响的有力例证，其诗云：“有女夭夭称细娘，真珠络髻面涂黄。华人怪见疑为瘴，墨吏矜夸是佛妆。”也许对于契丹人来说，妇女以黄物涂面之后所呈现的状态与佛面贴金的形象较为相似，故有“佛妆”之称。

　　此外，在1994年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东沙日台乡宝山南麓一号和二号大型辽代壁画墓中发现的壁画，出现了取材于汉人民间故事的《诵经图》，也印证了墓主人具有一定佛教信仰。

　　《寄锦图》绘于宝山辽墓2号墓石房南壁，画面清晰，色泽饱满。从题诗能够准确的看出，这是苏若兰（左三女子）思念远征不归的丈夫，精心织成回文锦，寄与远方的亲人，表达眷恋之情。

　　作为英勇善战的大漠一族，人类对于契丹民族的第一印象常常是豪迈剽悍。但对于契丹女子而言，爱美之心并不与其飒爽英姿相矛盾。契丹女子的一天从晨起梳妆开始。不必浓妆艳抹，只需薄施粉黛，草原朔漠的辽阔苍茫才是她们的底色。精美饰品点缀着她们的闺阁生活，各式妆奁收纳着她们的心头好物，也盛载着大漠女子曾经的青春年华。用于梳妆和装饰的器物形制多样，而对于贵族女子而言，上乘的材料和精湛的工艺更是其尊贵身份的象征。

　　银质，纹饰錾刻、銮金。打制、焊接成形。盖与器身以子母口扣合。盖面为浅浮雕式行龙戏珠纹，边缘饰一周连珠纹和变形莲瓣纹。盖侧面和器身外壁纹饰相同，近口部各饰一周海棠纹，上下各为一周凤纹间饰折枝牡丹纹。圈足底边錾刻一周连珠纹。出土时奁盒内放有一件银盖罐和三件银盒。银盒内装有胭脂和粉。

　　出土时置于龙纹金花银奁内。扁圆形，盖与盒身形制相同，上下对称，以子母口相合，均用薄银片卷成圆环形，盖面与盒底用圆形薄银片焊接。素面。其中一盒内残留白色粉末，另一盒内装有一块已变色的黑褐色胭脂。

　　圆形，圆纽，无纽座，宽平缘。纽内穿有粗银丝制成的长环，以便悬挂。镜背光素，表面镀银。镜面光亮如新，仍可照人。

　　银质，纹饰錾刻、鎏金。整体呈十曲花口形，高圈足，以子母口相扣合。盖顶中央横压錾刻龙纹，龙身卷曲，细颈长嘴，张牙舞抓，须发飘扬，威严勇猛，周饰卷云纹。盖肩部为十只长尾飞鸟，或振翅分飞，或展翅回首。盖及器身侧面饰牡丹纹、凤纹和狮纹。

　　银质，纹饰錾刻、鎏金。盖顶隆起，盖及器身呈五瓣花形，子母口，高圈足。盖顶中央横压錾刻双狮纹，鬃毛浓密，长尾飘逸，张口跳跃，作相互追逐状，周饰缠枝花卉纹。盖及器身侧面各饰五组对称的折枝花卉纹，鱼籽纹作地。下腹部为玛瑙地，圈足饰风翻莲叶纹。

　　出土时置于公主腰部右侧。捶揲成形，纹饰錾刻。盒呈八曲连弧形，盖与盒身以子母口相扣合，上下对称。盒外两侧焊接两对金纽，一侧穿系金链用于佩挂，一侧穿系插栓，用以固定盖与盒身。盒面錾刻一对鸳鸯，盒底錾刻双鹤，均为半浮雕式，周围饰以水波、萱草纹，外缘饰一周连珠纹。侧壁对称饰卷草纹。

　　出土时置于公主腰部左侧。捶揲成形，纹饰镂刻。整体呈扁桃形，包身由前后两片镂花金片以细金丝缀合而成，包盖由单独一片镂花金片连缀。边缘钻有小孔，用以穿缀金丝与金链。整身镂刻缠枝忍冬纹，内衬残留丝织品痕迹。

　　学者推测，与普通纤维质荷包相比，该金荷包日常开合并不是十分方便，且内存空间存在限制，因此，与盛放钱币、印章等细软杂物的荷包不同，其内置丝质香包袋的可能性较大，镂空的卷草纹不仅起到柔美典雅的装饰作用，更有助于香包味的散发。据考证，游牧民族将脂粉盒或香囊之物加以系链，作为配饰以方便贴身携带的现象早在先秦时期就已出现，辽代墓葬中出土的荷包可以追溯至周代的青铜提链小罐及贯耳小罐，后者多发现于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等地，流行于春秋至战国时期。

　　契丹女子最喜金银宝石饰品。金手镯、金戒指、金耳坠、金步摇，搭配银牌饰和琥珀项链，流光璀璨，华美无双。在辽代墓葬中，琥珀不仅作为独立饰品出现，且被普遍的应用到其他奢侈品的制作中，琥珀会作为配件出现在以玉、水晶、玛瑙、松石、丝绸等材质为主的随葬品中。

　　出土时套于公主右手腕银丝网络之外。打制。椭圆形，镯体宽扁。镯面錾刻相互缠绕的双龙，龙首相对，形象富于生趣。

　　出土时佩戴于墓主手指上。戒面成盾形，金托座捶揲成形，錾刻卷草水波纹，其上镶嵌水晶，两端略翘，中间稍凹。上伏一只蟾蜍，爪蜷头昂，背部镶嵌绿松石，刻有弧形形纹饰。戒壁有錾刻纹饰，原应镶嵌绿松石，下端有褐色织物缠绕。

　　捶揲、焊接成形，中空。摩羯身形卷曲，双翅舒展，尾巴上翘，口衔金花。颈部、尾部及花球上镶嵌绿松石，全身錾刻细密纹饰。

　　受到游牧文化的影响，辽代的配饰也常见动物纹，较复杂和成熟的几何纹也大多以动物为原型。其中，摩羯纹尤为特别。摩羯纹流行于唐代中后期至宋金时代，摩羯为印度古老传说中的水中神兽，后被佛教吸收，指称水中鱼王，其原型为鳄鱼。有学者指出，这类印度图像伴随佛教传入中国，其在中国的反映通常在时间上会滞后数十年。但摩羯作为佛护法兽，并未被汉人采用，或许因为中国本土龙形强大，所以摒弃了这一以鳄首鱼尾为形制的兽纹。

　　随着与异域交通逐步加深，自唐至辽代，这一形象在金银、玉、宝石镶嵌等高档器物及装饰品上广泛出现。辽代摩羯造型与纹饰繁荣，这时的形制已与印度乃至唐代的造型大相径庭，表现出越来越明显的龙头，这期间也是摩羯纹与鱼化纹此消彼长的重要阶段。这或许也可以印证这些墓葬中的出土文物中这两种纹饰旗鼓相当。

　　出土时置于公主腹部。白玉质，器表抛光。整体呈鱼形，以子母口相扣合，内空。用细线刻出鱼的眼、腮、脊、腹鳍。鱼嘴部横钻一孔。

　　从材质上看，辽代出土琥珀的墓葬和遗址近40座，共出土琥珀制品两千余件，其中又以陈国公主与驸马合葬墓出土的琥珀制品最为丰富。陈国公主墓是迄今发现的出土琥珀器数量最多、形制最为丰富、保存最完整、规格最高的辽代皇室墓葬。观察到该墓中出土的琥珀多呈现褐红色或橙红色，因此部分学者觉得这类琥珀器的原料为血珀，但也不排除因长年埋藏于土壤厚被氧化侵蚀而颜色加深的可能性。

　　对于琥珀的来源，《契丹国志》中的记载或提供了一种解释的可能性：“高昌国、龟兹国、于阗国、大食国、小食国、甘州、沙洲、凉州，以上诸国三年一次遣使，约四百余人，至契丹 贡献玉、珠、犀、乳香、琥珀、玛瑙器”。

　　由 45 颗琥珀珠和一件琥珀浮雕饰件以银丝穿连组成。琥珀珠，红色，扁平椭圆形，有穿孔，大小不一。浮雕琥珀饰件，红色，椭圆形，正面为双鱼莲花纹，侧面有穿孔。

　　红色。整体雕成鸿雁形，呈卧伏状，圆眼，扭颈，嘴向下，头贴于翼，双足屈于腹下。腹部凿空，上有荷叶形小金盖，盖顶饰环形小钮，钮上系金链，链另一端系于颈部。

　　出土时置于公主腰部右侧。橘红色。整体呈鱼形，鱼背凸起，以子母口相扣合。嘴部穿孔，内穿金链，上端系金环。鱼尾部钉合页形金片，系有金链，一端有金插销。

　　辽代建立之后，受到汉族文化的影响，契丹刮起了戴冠饰之风，公主高翅鎏金银冠是典型代表之一。结合《辽史》记载，这件高翅鎏金银冠是朝廷赐给陈国公主与驸马的结婚礼物，装饰精美华丽，佩戴于重大典礼之时。

　　出土时置于公主头部上方左侧。系用薄银片分别捶揲成各部位形状，再用细银丝缝缀加固而成，通体鎏金。金冠呈高筒式，圆顶，两侧有对称的立翅高于冠顶。冠正面和两侧立翅镂空并錾刻火焰宝珠、凤鸟和云纹。冠顶缀元始天尊造像。

　　制作这一高翅鎏金银冠的捶揲工艺是辽代金银器锻造常用的一种工艺方法。捶揲大体上分为冷锻和热锻，主要利用了金和银质地柔软特性，将冶炼好的金银材料捶打成需要的样式，再将捶揲后的金片修剪成各样式，用于包金、贴金等。

　　同样，鎏金也是传承已久的工艺，早在春秋战国之交已有鎏金器物。辽代出土的鎏金工艺器物大多以银质或青铜为胚胎主体。鎏金工艺分为通体鎏金和部分鎏金，整体要经历涂金、高温加热等多道工序，使用多道程序。不同于包金和贴金，鎏金层比贴金更耐用、厚实、滋润。

　　契丹女子懂得享受生活。倘若只是穿金戴银，则未免流俗，奢华需要落实在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里。于是，金银珠玉、玻璃水晶、青白彩釉，即便来自遥远的异域，也会成为她们的日常。唯有如此才配得上主人尊贵的身份。

　　在日常生活中，契丹金银制的器皿还反映了其与中原汉族农耕文明的物质文化交流。不局限于畜牧业、渔业等传统模式，受到汉人农业的影响，契丹人形成了较为复杂的饮食结构，但也考虑到方便游牧携带之需，这类器皿外形相对简单，口沿较大，便于盛放肉制品在马上携带。

　　大小、形制均相同。白色，敞口，圆唇，弧腹，圈足。腹壁有自然纹理，表面抛光。

　　银质，通体鎏金。敞口，圆唇外卷，束颈，鼓腹，圈足。肩部出棱，出棱处有一斜向外指垫，下连环状指錾。壶身錾刻凤鸟纹和缠枝牡丹花叶纹，以鱼子纹作地，各组纹饰间以绶带纹相隔。指垫上錾刻卷云纹，中部原应镶嵌宝石，惜已脱落。

　　杯身呈八棱形，侈口，曲腹，圈足。口沿一侧有一双鱼指垫，其中一件中间镶嵌绿松石，指垫下连一环状指錾。口沿、杯身和圈足均以凸起的连珠纹作区隔，形成图案边框。杯身上部錾刻双鸟、双兔和蕉叶竹石纹；中部人物纹与动物纹相间，分为四组妇人生活场景图与四组动物纹，有双鹿、双象、双羊等；底部饰仰莲纹。圈足錾刻折枝花卉纹。整体以鱼子纹作地。

　　银质，纹饰鎏金。菱形，宽折沿，斜直壁较浅，圈足。沿面饰飞鸟花卉纹，近口沿处为一周连珠纹。内底边缘錾刻一周宝相莲瓣纹，底心两只首位相对的摩羯围绕一火焰状宝珠，其外环绕四朵云团。圈足錾刻波浪纹。

　　也许只有贵金属并不足以彰显她们的身份，水晶、琥珀、玛瑙、玻璃之器充斥着契丹女子的生活。这些舶来品不仅自带附加价值，更增添了几分别样的情调。

　　辽代幅员辽阔，冬至于海，西通西域，来自异域殊方的奇珍异宝，不仅成为尊贵地位的象征，同时也是契丹民族身份的标识。《契丹国志》记载：“高昌国、龟兹国、于阗国、大食国、小食国、甘州、沙州、凉州、以上诸侯国三年一次遣使，约四百余人，至契丹贡献玉、珠、犀、乳香、琥珀、玛瑙器……”

　　除此之外，《诸番志》记载：“玻璃出大食诸国，烧炼之法与中国同。其法，用铅硝、石膏烧成。大食则添入南硼砂，故滋润不烈，最耐寒暑，宿水不坏，以此贵重于中国。”

　　有学者指出，陈国公主墓出土的玻璃器皿即便形制各不相同，但根据整体风格，主要出自伊朗一带。据记载，公元1008 年，辽圣宗时期，招待北宋使臣路振时用到的器皿中就有玻璃器，而此次的设宴者正是陈国公主之父耶律隆庆。《辽史》中记载辽王朝成立不久，已有波斯、大食等国前来朝贡。

　　无色，透明，器表有风化层。敞口，圆唇，弧腹，圈足。器壁较厚，腹壁饰一周锥形乳钉，棱缘锐利。

　　无色，透明，含有气泡，表面有风化层。侈口，双唇，漏斗形细高颈，球形腹，喇叭形高圈足。宽扁把连接口部与上腹部，用 10 层玻璃条堆成花式镂空状。口沿上涂一周淡蓝色颜料，腹壁饰五周小乳钉纹。

　　深棕色，透明，含有气泡，表面有风化层。口微敛，圆筒状颈，鼓腹，下腹斜内收，假圈足。扁圆柱形把手连接口部与肩部，把手上端有扁圆形突起，便于握持。

　　白瓷凝脂如玉，青瓷翠如碧波，举凡绿釉、黄釉、酱色釉、三彩釉等各色釉陶，可谓美不胜收。

　　方形，花边形口，斜壁，平底。内壁模印花叶纹，内底正中印一朵菊花，四角衬以花叶。内壁施黄、绿、白三色釉，外壁至底无釉。

　　形制、大小相同。方形，花边形口，斜壁，平底。内壁模印花叶纹，内底正中印一朵菊花，四角衬以花叶。内壁施黄、绿、白三色釉，外壁至底无釉。

　　同时，契丹族受中原文化、礼仪、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影响，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孝贤之道也受到推崇。这些器物不仅承载着实体物件，也将审美与教化相融合承载起时之精神。

　　银质，通体鎏金。圆唇外卷，束颈，鼓腹，圈足。肩部出棱。颈、腹部各有四组如意形开光，其内装饰八幅孝子故事图，有“埋儿奉母”“扼虎救父”“闻雷泣墓”“刻木事亲”“卧冰求鲤”“拾葚供亲”“扇枕温衾”“托舆谏父”等。空隙处錾刻缠枝花卉纹，以鱼子纹作地。腹底部装饰养莲纹，圈足饰缠枝花卉纹。

　　“契丹家住云沙中，耆车如水马若龙。春来草色一万里，芍药牡丹相间红。大胡牵车小胡舞，弹胡琵琶调胡女。一春浪荡不归家，自有穹庐障风雨。平沙软草天鹅肥，胡儿千骑晓打围。皂旗低昂围渐急，惊作羊角凌空飞。海东健鹘健如许，韝上风生看一举。万里追奔未可知，划见纷纷落毛羽……” 南宋诗人姜夔《契丹歌》描绘了契丹人的生活。

　　契丹起源于东胡，某些特定的程度上保留了东胡“凡事只从妇谋”之传统。妇女的活动范围不仅限于家庭，“后妃往往长于射御，军旅田猎，未尝不从”，同时也参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多个领域。

　　辽史载：“辽以鞍马为家，后妃往往长于射御，军旅田猎，未尝不从。”契丹女子绝非养在深闺中、闲来弄风雅的弱柳娇花，她们传承了祖先勇毅果敢的基因。放鹰逐犬、捕鹅猎雁，乃至征战沙场，策马扬鞭，亦是刻在她们骨子里的刚强。

　　契丹一族是马背上的民族，辽王朝女性尤其是贵族女性一样能骑马驰骋，《辽史》中还记载有不少英勇善战的女性，比如景宗睿智皇后曾一度大胜宋太宗的“雍熙北伐”，逼迫宋军签署了为人所熟知的“澶渊之盟”。辽代女性从来不是受制于深闺之中的金丝雀，她们英姿飒爽、以马为家。因此，马具是契丹女性日常生活中的必需品，从完备且精美的马具中，后人也可一瞥她们“骋容与兮跇万里”的身影与纵横于天地间的豪情壮志。

　　陈国公主墓中随葬有两套马具，包括络头、衔、镳、缰、攀胸也称胸袋、马镫、马鞍、障泥、蹀躞带、银鞧带，这是目前所见最完备的辽代契丹族马具。

　　由项带、额带、颊带、咽带、鼻带组成。带上钉缀马形玉饰、狻猊形玉饰共 22 件，四叶花形玉节约 2 件、银带扣 6 件、银带箍 7 件。

　　蹀躞带长 55-61、宽 1.6、鞧带下垂部分长 80、全长 320 厘米

　　薄银片制成。银鞓蹀躞带垂挂于鞍座后部左右两侧的鞍翅上。鞍翅呈叶状，由银片捶揲、鎏金而成，表面錾刻鸟纹和卷草纹。每侧四条长带、一条短带穿系于鞍翅上的兽面古眼中。蹀躞带共钉狻猊形、马形玉饰 56 件，两条短带上各钉一件鎏金铜带扣。银鞧带由一条长带和两条短带连成。带上系三角形鎏金铜节约 2 件、狻猊形玉饰 38 件。

　　其中，蹀躞（dié xiè）为从腰带带銙引出的下垂小带。自契丹建国后，“蹀躞带”作为官方构件之一，被提升至礼制的高度，《辽史》记载有“武官七事：佩刀、刀子、磨石、契苾真、哕厥、针筒、火石袋”，学者指出其中“七事”便为“蹀躞带”的七种配件，成为了辽代官服中等级制度的象征。

　　出土时置于公主腰部左侧。打制、焊接成形，纹饰錾刻。细长圆筒形，有盖，底部圆形薄金片封堵。盖顶隆起，顶部焊有细金丝制成的小环纽，盖身为一小短筒，可插入针筒内。筒口外侧焊接两个左右对称的小环纽，纽内各穿系一条双环束腰式金链，上端与盖顶所系金链合并，同系于另一条金链上。链端系有金环，易于佩挂。盖顶錾刻双重覆莲纹，筒身外壁錾刻缠枝忍冬花纹，衬以鱼子纹地。

　　马是契丹女子最喜欢的伙伴。她们为自己的骏马配上了昂贵华丽的装备，纵情驰骋在千里旷野之上。

　　由一件镂雕绶带纹玉饰以鎏金银链垂挂五件玉坠组成。白玉制，透亮，洁白无瑕。镂雕绶带纹玉饰呈长方形片状，表面抛光。五件玉坠分为：龙鱼（摩羯）形玉坠，龙首，鸟翅，鱼身，嘴衔宝珠；双鱼形玉坠，腹鳍相接，双尾相连，头部上方雕刻莲花莲叶；双凤形玉坠，双翅并拢，长尾下垂；双龙形玉坠，龙首，鸟翅，鱼身，共衔一宝珠；鱼形玉缀，圆眼，鱼体细长，腹鳍浮于荷叶上，旁有两个莲蓬。

　　铜质，通体鎏金。铎顶部有铁环吊钮，四底呈四棱镂空花瓣形。器身表面錾刻缠枝牡丹花叶纹。

　　盖与盒身呈菱角形，以子母口扣合，圈足。盖面为银平脱花卉纹和绶带纹，表里均髹暗红色漆，边缘包银片。

　　“弯弓射猎本天性”“马牛到处即为家”的契丹女子和契丹族人一起，以畜牧业为生，生产生活方式与农耕定居民族存在很大的区别。契丹族逐水草而居，转徙随时，“四时各有行在之所，谓之捺钵。”穹庐为室旃为墙，以肉为食酪为浆。作为一种游牧民族的特色政治制度，捺钵的主体是中央机关，是皇权的象征，不同于汉王朝皇帝出行仅少数几位官员陪伴，政治军事组织机构在中央依然正常运行，辽代皇帝一出百官皆出。

　　春捺钵曰鸭子河乐，固定在松花江及查干湖等地，凿冰捕鱼或放鹰鹘捕猎天鹅、大雁。夏捺钵没固定的场所，四月中旬开始游走，约莫在五、六月抵达行营之地，七月中旬左右离开此地。秋捺钵在伏虎林，离开夏捺钵后抵达深山打猎射鹿。冬捺钵在广平淀，契丹皇帝在这里与大臣讨论国家大事，并接受来自四周的国家的朝贡。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至今，契丹女子华美兰仪、飒爽英姿在一件件文物中悠悠诉说着流传千年的故事，这不仅是尘封千年的日常叙事，也是立体丰富的契丹民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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