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纪鸿喜欢穿ECCO鞋，这缘于一位朋友的推荐，他的这位朋友在中国给ECCO做代工。有的新鞋需要两个星期的磨合时间，甚至磨破了脚后跟才行，但是施纪鸿第一次穿上EC-CO就发现太合脚了，虽然标注上写了“MadeinChina”。施纪鸿说，中国制造的质量难道现在还有人怀疑吗？施纪鸿系浙江新秀集团董事长。

  几乎每卖出一个产品，第五大道奢侈品网CEO孙亚菲都会遭遇一次尴尬。几乎每一次，下单的顾客都会一再确认这款包是不是产自品牌原产国。事实情况是，产自原产国的产品已是凤毛麟角。

  以施华洛世奇为例，其品牌来自奥地利一个叫瓦腾斯(Wattens)的小镇，但产自那里的施华洛世奇产品并不多。一名女士看到她从第五大道购得的产品是产自中国时，坚持要求退货。孙亚菲对她解释说，施华洛世奇很大一部分都是在东南亚生产，其中就包括中国。但这位顾客称，宁可换成泰国生产的，也不要中国产的，理由是国外产的总比中国产的好。

  Prada的家族继承人兼总设计师MiucciaPrada说，她最喜欢中国人做的鞋子。这总是有理由的，不能全部解释成是为Prada在中国代工作辩解。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国际大品牌陆续开始到中国沿海地区寻找生产基地，全球化就把制造加工这个环节分配到了中国。至今，以江浙和广东一带为代表的地区已形成了非常成熟完善的制造体系。孙亚菲不明白，工艺标准极其苛刻的Prada都能认可中国制造了，为什么中国人自己不能？

  为了创立自己的服饰品牌，孙亚菲及其团队花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去中国各地寻找合适的代工厂。辗转于江苏、浙江和广东的时候，他到了很多给Burberry、Armani这样的顶尖国际大品牌做代工的工厂，有的精于皮具代工，有的也做成衣。孙亚菲甄选的标准是:具备给哪些品牌代工的经验、整体的规范程度、设备的先进程度、交货执行能力、成衣制造能力，还有一条很重要的是，价格。

  孙亚菲共走访了兼具生产和设计能力的十来家工厂，得知普通规模的企业每年的成衣制造规模大概都能达到几百万至上千万件。

  在中国厦门，有一家论规模连中等都算不上的工厂，员工100多人，却给超过20个国际知名品牌做代工，其中就包括Armani。在皮具间，孙亚菲看到每一个工人都戴着手套、面罩等等，这个地方进行的是无尘化管理。

  从设计师、剪裁中心、模具到最后成品，每一个流程上都设有一道自检关卡，以检查质量，连及其细微的划伤都不放过。最后，还有一道总的自检程序在等待着出来的成品。像这样才100多人规模的工厂，在中国制造业大军中普通得不能再普通了。

  国际品牌对代工厂质量发展要求很严格。如Prada会指派质量控制小组及检查员严格检查整个生产过程。

  代工厂甚至会自己设计产品。看到代工厂自己设计的产品，孙亚菲认为完全有资格去角逐国际大奖。

  抱着“纯正意大利手工凝聚了人类智慧结晶”的崇拜心理，孙亚菲亦曾参观过多家意大利生产工厂。

  走进去，第一印象是人怎么这么少？在车间，只能看到三五个人，分坐在几个桌子拼在一起的工作台边。在工人座位旁边，一边堆着缝纫机，一边堆着布匹，一个人做完一道工序交给下一个人。即使是这样“刀耕火种”式的生产，他们的客户中仍包括Guc-ci这样的顶级品牌。

  与一般人想象的不同，意大利工厂也不是纯手工缝制。至少孙亚菲看到的是如此，他们非常多地使用缝纫机，毕竟一针一针手工缝制出来的针脚很难保证粗细相宜。

  杨叶林亦经常走访亚洲以及欧洲的代工厂，在他看来，欧洲所谓的纯手工的水平，其实在广东很多工厂里都能达到，甚至比欧洲的工人技术还要好。杨叶林是广东省商业联合会鞋业皮具产业合作委员会副主席。

  美国品牌Coach有85%的生产是在中国进行，其国际部零售业务总裁VictorLuis今年6月在接受本报专访时就表示过，虽然产地在中国，但包袋和其他流水线上的商品不一样，每一个包都有需要手工完成的步骤，包括皮革的剪切、给包安上把手，甚至是钉包里面的包牌。在意大利或者法国生产需要这样的步骤，在中国也是一样的。所以在Coach的包里面，总是会看到一个标记，注明“这款包是在中国，由手艺最好的手工艺者精心制成的”。

  孙亚菲说，走进意大利的工厂，宛若置身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作坊，这时你就能想起中国制造的工厂是多么的专业和规范。

  实际上，在意大利，因不被美国和欧洲列为反倾销对象，中国温州的企业远道而来开工厂的不在少数，除了资金，他们一起带去的还有土生土长的中国劳工。

  意大利的工人非常贵，普通的20欧元-25欧元每小时，资深的30欧元-35欧元每小时，且一旦雇佣即终身制，其享受的福利甚至是工资的一倍，意大利的工厂不可能雇佣得起太多的工人，这也是为什么车间的人会很少。因此，他们会将拿到的订单层层外包，其中就有来自中国温州的老板开设在当地的工厂。

  杨叶林介绍说，中国品牌与国际大品牌的差距其实就是文化以及历史内涵的沉淀问题，中国品牌一般都比较年轻，而国际大品牌都有上百年的历史，有自己的文化和历史积淀，除了这些软实力，中国制造的产品与国际大牌的产品没有一点区别。

  施纪鸿十分喜爱做市场调研。他非常肯定地估算出，就箱包而言，国际大品牌中有95%以上都在中国代工。

  在与中国代工企业老板的交往中，孙亚菲惊讶于他们的素质。就像来自浙江平湖的施纪鸿一样，他们说着流利的外语，与国际大品牌打交道多年，品位和眼光都很国际化，深谙国际通行的商业规则。

  这一状况在发生改变。目前，新秀集团研发员工占企业员工总数的10%，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施纪鸿说，就在金融危机之前，一个外向型制造企业的研发部能有五六个人就不错了。

  2001年，刚刚跟新秀丽合作的时候，为了能达到新秀丽对生产的严格要求，从30台缝纫机起家的施纪鸿不断调整自己的管理方式。例如，国际大品牌要求所有的事务都必须走流程，每一步的流程图都要画清楚。为了能够更好的保证质量，样品按照对方要求做出来后，每一件都要进行测试。

  施纪鸿说，正是在不断满足国际客户严格的要求中摸索，代工企业才不断成长起来。比如说，为了给一家德国品牌生产出不易断的箱包塑料手把，新秀才开始研究手把模具，而发展至今，旗下已形成一个塑胶制造厂。

  班组长和技术指导这两个角色被施纪鸿认为是代工企业的基础力量。班组长负责告诉工人规则，保证规则每天都在执行。技术指导则是把新品的规则告诉工人，比如说拐角要如何扯才不会起皱，特定的材料特性需要用细针，否则会把面料的丝线拉出来。

  除了自主品牌，新秀2009年买断了美国品牌HOBI的20年全球特许经营权，从研发设计、生产到零售，全部自己来做。施纪鸿说，他们现在也在学习摸索怎么做品牌，国际化品牌是他们进入高级百货的敲门砖，希望用国际大品牌保护还在成长中的民族品牌。

  新秀丽亚洲区副总裁 PaulMelkebeke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中国的供应商对市场的反应速度很快，几个礼拜的时间就交货，这在其他几个国家根本做不到。PaulMelkebeke称：“我们所需要的技术、所有的环节，都能在中国找到。”

  相比于越南、印度和巴西这三个新成长起来的制造国，中国的产业链无疑是最齐全的，杨叶林说，中国的材料、研发、设计、技术，乃至物流另外的地方都无法相比。在他看来，越南技术水平一般，巴西地理位置不优越，而印度虽然是中国最强劲的对手，但是也有很大的弱点：印度的宗教和文化。

  除此之外，中国强大的内外部市场也是中国制造具备世界领先水平的主要的因素。“中国的产品不但可以出口，还可以内销，中国的内地市场也很强大，这也就从另一方面代表着制造业外部环境不好的时候还可以依靠内地市场。另外的地方的内地市场无法跟中国相比，他们的制造业依赖性就会更强。”杨叶林说道。

  施纪鸿认为中国制造业对国际市场依赖太大。他说：“如果国际市场打喷嚏了，我们肯定也会感冒。老外很忙的时候，就会逼着我们加班，老外如果自己不存在生意，就会对我们说sorry。”

  虽然上半年形势很好，但平湖的很多制造企业都感觉到下半年订单不是很好，很多企业7月份的订单还没铺满，因为国际市场的消费不是很旺盛。“我们年复一年地担心我们明天的饭在哪儿。”施纪鸿说。

  出口型企业利润率太低，有些企业的净利润率只有3%到5%。这时候很多地方政府会采取消极的方式，“腾笼换鸟”，直接把制造企业赶出去，引进高科技企业。但问题是：很多高新技术企业其实也只是在为全球科学技术产业做毛利很低的代工。

  施纪鸿尊称任有法为老师，因为佩服他对未来形势的判断。任有法系海宁中国皮革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第五代市场”的概念最早就是由任有法提出的，海宁皮革城就是从第一代专业市场一步一步改变成第五代市场。第一代市场是马路市场，第二代市场是进大棚，第三代市场是混凝土的房子，第四代市场是商场式的方式，而第五代市场以全产业链交易为主，同时为客户提供全方位服务的综合体。

  6月26日，作为平湖箱包协会会长，施纪鸿提出让平湖的500多家箱包企业合力创建“第五代市场”：不是传统市场的批发和零售，而是把整个产业链都装进来，使得从上游原料采购到下游成品买卖的所有交易，都能不出市场，在内部完成。

  除了浙江平湖之外，中国还有两大箱包产地，广东四灵和河北白沟。施纪鸿坚信，如果坚持自己做品牌，他们中明天也许就能出一个Prada。

  在不久的将来，中国也会经营自己的高端品牌和奢侈品牌。施纪鸿说，这是大势所趋。但是中国需要用更友好、更温和的姿态对待国际对手，要想全球对中国制造改变态度，首先要国人自己扭转心态。

  杨叶林也认为中国的质量与国际大牌已无差距，但是中国依然缺乏国际大品牌，这方面依然需要中国去努力。

  由于旗下箱包品牌悠客已经推广，浙江的新秀与美国的新秀丽从代工关系已经变成了某些特定的程度上的竞争关系。

  经过10年的合作，浙江新秀集团董事长施纪鸿与新秀丽的中国高管们成为了朋友，学得一口流利的英语。

  施纪鸿说，即使是朋友，但也从来不会去向他们(新秀丽)讨教运营经验，这不符合商业规则，但是我们的团队跟他们合作的时候，我们会观察、会学习，我们有意识地去看他们门店的情况，他们产品的情况。大家都心知肚明。